復盤知網侵權案:沒有損失的侵權丨蔚言大義

傅蔚岡2021-12-31 19:06

傅蔚岡/文

知網再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次是因為法院的一起判決。

據報道,89歲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趙德馨因百篇論文被中國知網“擅自”收錄,以訴訟方式維權獲賠70余萬元。70余萬元的賠償,其實是在幾十個訴訟中100多篇論文經濟損失的總和。

盡管知網的著作權糾紛向來很多——企查查顯示,自2015年起截至今年12月21日,與知網相關的裁判文書超1500份,超九成為“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和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70余萬元的賠償,讓很多人覺得解恨,就像有評論說的,這則新聞“既引發了社會大眾對知網侵權問題的關注,也讓不少‘苦知網久矣’的學術人直呼‘解氣’。”

但僅僅“解氣”是不夠的,因為這并不有助于問題的解決。

比如說趙德馨教授贏了官司,但是他的論文卻從知網下架了。

12月10日,中國知網在《關于“趙德馨教授起訴中國知網獲賠”相關問題的說明中》指出:“根據趙德馨教授作品此前的權利人北京世紀大醫科技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以及后來趙德馨教授本人的訴訟請求,中國知網已刪除了涉案作品,至今趙德馨教授尚未提出其被刪除作品繼續在中國知網傳播的主張。”

這意味著,想看這些論文的讀者可能沒法通過知網下載并閱讀論文,考慮到圖書數據庫已經成為研究者查閱文獻的主要途徑,現在這個結果可以說是作者、知網和讀者之間的多輸。難怪在訴訟結束后,趙德馨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提到,“要求知網恢復被刪除文章”將作為重要訴求之一。

換句話說,趙德馨教授還是希望在知網上繼續傳播他的作品,并且還能持續地從傳播作品的過程中獲得收益。

也正是如此,我們有必要反思:在數字時代,作者、期刊和數據庫之間的利益該如何分配,從而既能發揮作者和數據庫之間的積極性,從而又在版權保護和知識傳播之間取得平衡?

隨著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數據庫已經成為當下研究人員閱讀文獻的主要途徑。數據庫建設一般牽涉到作者、期刊社和數據庫制作商三個主體,著作權是影響數據據庫建設的核心因素。我國學術期刊的慣例是通過“公告明示”要約方式主張“投稿作者將稿件作品的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轉讓給本社”,然后期刊社再和數據庫制作商簽訂使用協議。有過向中文學術期刊投稿經歷的朋友,大概都會注意到各大刊物有類似的投稿須知:

“稿件一經采用,編輯部即會向作者支付稿酬,寄送樣刊,出刊后還會將其編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及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平臺等數據庫,編入數據庫的著作權使用費包含在編輯部所付稿酬之中。”

這個聲明至少包含一層含義,稿件一經雜志社采用即被視為是同意《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及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同意使用其作品。這樣的投稿須知被很多人視為是“霸王條款”而被聲討,但是對于雜志社來說,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盡管論文編輯出版是屬于非標產品,但是如果真要對每篇論文采用不同的著作權許可協議,那么雜志社的經營難度就會呈指數級增加:比如說對何種論文采取何種的著作權轉讓協議。

當然,這種單方面的要約法律效力也存在疑問,發生著作權糾紛的時候會被法院以沒有達成協議而被視為是非法使用信息網絡傳播權,就像在趙德馨教授的相關案件中,法院要么認定“被告主張其系經過涉案作品所載的期刊出版發行方授權使用,但未提交證據證明作者曾向刊文單位進行信息網絡傳播權授權,故關于被告發布涉案文章有合法來源的主張,本院不予采信。”要么就是認為類似協議并不具有明確許可的意思表示:

“從投稿須知中關于作品將編入兩個數據庫的文字表述來看,該意思表示中僅告知作者作品將入兩庫,對于兩庫如何使用作品未明確告知,也未明確告知兩庫將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許可使用,更未向作者告知相關的許可類型、許可期限、地域范圍等許可使用合同的必要內容。綜合上述情況,一審法院認為投稿須知中該條款不能視為趙德馨與雜志社就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許可使用達成合意,該條款不產生信息網絡傳播權許可使用的效力。”

盡管與投稿注意內容大同小異的格式條款也會在極端情況下被法院視為“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對方主要權利”而被歸于無效,不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被視為是有真實意思表示的合同。對于雜志社來說,在發放審稿通知或者是稿件錄用決定的時候附帶一封著作權使用合同,并不會增加額外的工作成本,但是卻能避免很多風險?,F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期刊采用這樣的處理方式:對擬錄用稿的作者寄發版權轉讓合同,要求作者轉讓復制權、發行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一旦作者簽字表明合同生效。數據庫與這種期刊社簽訂版權使用合同就會大規模減少潛在的版權糾紛。

縱覽法院的裁判文書,在趙德馨教授和知網發生糾紛的百余起著作權糾紛中,都指向一個關鍵詞:“信息網絡傳播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是《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二)項中規定的一種著作權權能,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這一權能是于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作為對《著作權法》的一項修正,被納入該法中的?,F在法院傾向于將數據庫中論文的下載服務稱之為是信息網絡傳播權,而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都視為是轉載服務。

拋開學界就信息網絡傳播權和轉載服務的區別不論,將學術期刊中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判給誰合適?從法院的判決來看,法院是支持將相關權益判給論文作者,因此數據庫要承擔侵權賠償責任。我認為這種認定方式問題很大,原因就是法院將學術論文等同于一般的文學藝術作品,完全忽視了期刊和數據庫的作用。

盡管同為文字作品,學術論文和文學藝術作品的功能卻不盡相同,根本的原因在于學術論文的作者——科研人員很難從論文本身獲得直接經濟收益,而文學藝術作品的作者則是可以直接從作品本身的出版中獲得經濟利益,暢銷書作者從作品中獲得巨額收入已是屢見不鮮。在學術市場中——假如這里存在一個市場的話,論文的發表意味著作者獲得了學術共同體的認同,絕大多數時候是期刊賦予了作品價值,而不是相反。也正是如此,絕大多數科研機構工作人員的工作是以論文發表的刊物來衡量其重要性,而不是作品本身,所以在學術界有“發表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說法,指科研人員為了在學術生涯中取得成功而產生的發表學術論文的壓力。

波斯納和蘭迪斯在《知識產權法的經濟結構》一書中如是描述學術界中作者和期刊之間的關系:“作者,尤其是學術性作者,可能偏好于最少的著作權保護,因為這樣就擴大了公眾接觸其作品的機會,從而能夠使作者獲得比他們在圖書銷售上受到的版稅損失要高得多的收入,無論是金錢的還是非金錢的,比如演講費、學術職位升遷以及學術聲譽提高。這些收益并不歸出版商所有,因此它們不能抵銷其因著作權保護減少所意味著的收入損失。”換句話說,作者通過出版獲得了來自其它經濟收益,但是出版商卻沒法從中獲得經濟利益。

人文社科領域的國際慣例是學術刊物不支付稿費,也不收取版面費和審稿費,而外部專家的審稿也是屬于義務勞動,不支付津貼。我們可以見到很多作者可以接受較低的版稅和預付金,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向出版商補貼出版其作品,從而對出版商給予補償。在自然科學界,由于編輯的成本比較高,很多作者不僅沒有稿費,還要向期刊一方支付相關的版面費。在生物醫學領域的頂級期刊,每篇論文甚至還需要支付3000-8000美元的支出,當然,所有的這些費用都會有相關科研經費中支出。

直接將學術論文的網絡信息傳播權判給了期刊,這就是無視期刊在其中付出的勞動,如果考慮到絕大多數學術期刊都是同行評議,也是對學術共同體付出的忽視。

判決書的另一個問題是對損害賠償的確認。如果說論文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歸屬于作者尚屬于可商榷之列,那么法院對賠償金額的計算則近乎于武斷。

在所有的訴訟中,原告趙德馨教授都沒有提交“關于其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被告獲利的證據”,卻提出了計算賠償的方法,即參照《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來確認損失金額。這種方法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本來知網需要向趙德馨教授支付稿酬才能獲得這些文章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而現在未經著作權人允許,那么需要補上這些稿酬。對于有些文字作品,這樣的邏輯自然是說的通,但是對于學術作品,這種計算損失的方法則是存疑。

是的,知網確實從用戶的下載中獲得收入——無論是集體用戶還是個人用戶,但需要指出的是,從下載論文中獲得收益的并非只是知網。如前所述,絕大多數學術論文的作者,他發表論文受益的方式并非是稿酬,而是“演講費、學術職位升遷以及學術聲譽提高。”換句話說,作為被侵權的一方,它也是這一行為的受益者——已經有很多研究指出,研究人員從發表中獲得的收益遠高于期刊,早在1975年,經濟學權威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就發表過一篇題為《一篇論文的價值是什么》的論文。這篇文章量化了學術論文的三種類型的福利:直接加薪、與晉升相關的加薪和與職業相關的選擇效應。作者使用來自全國各大學經濟學家的數據,按學術排名計算選定文章類別的終生回報。研究結果表明,一篇文章發表的回報相當可觀,助理教授是12340美元,副教授為10256美元,正教授為6958 美元。顯然,數據庫并不可能從每篇論文中獲得如此之高的收益。

于是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知網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權,但是作者的境遇卻因為這種侵權行為變得更好:更多人的下載閱讀產生了更多的引用,更多的引用增加了作者的學術影響力,然后導致其他方面收入的增加。這種因侵權行為獲得收益的現象,值得學界討論。也正是如此,我們就會覺得用稿酬來判定侵權損失就會特別別扭。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當知網停止侵權行為——知網下架相關侵權作品時,趙德馨教授會感到不滿。

數據庫“侵權”,著作權人卻因這種行為收益,這種現象與公眾的認知是相悖的,在討論知網的商業模式時,經??梢钥吹筋愃圃u論:“知網如此賺錢,使用付費如此高昂,而學術文章的創造者——作者,卻長期得不到任何回報,這顯然不符合公平正義。”

顯然,這種評論不熟悉學術界的科研產出和激勵機制,但是卻影響了包括法院在內大多數人,支付稿酬是如此的天經地義,因此任何與此不相符合的行為都會被視為是異端。當然,讓法院來背鍋也未免過于苛求,因為“支付報酬”是《著作權法》的明確規定。我的意見是,科研領域的事,要尊重行業慣例,學術共同體近百年來的約定,必有其合理之處。

法院一刀切的禁止數據庫使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學術作品時,實際上最大的利益受損方是作者,而非數據庫。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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